夢想與災難：這是我們努力的未來嗎？

文／郭昭蘭

廢棄物與廢棄人

2012年12月，第三屆台灣國際錄像藝術展覽「憂鬱的進步」展覽在台北鳳甲美術館展出期間，台灣輿論正高度關切青年失業率以及低落的22Ｋ薪水。自從1990年全球化浪潮席捲全球，台灣產業外移，勞動彈性化，大量移往中國投資的經濟主體，使台灣核心製造業正逐漸空洞化，造成台灣青年人「低就業、低工資與低成就」。這種變動無不說明，台灣一直就在「國際」之中，不只是作為本土對立面的那種想像國際，更是身在以全球地緣政治為基礎的全球資本流通架構之中。

原來作為開發國家傾倒廢品的第三世界後院，現在開始生產廢棄人；被丟棄的無功能之物，尚且可以回收再生，以資利用，但是生活在一個面目全非後工業場景中的「廢棄人」，一旦從進步的軌道中被拋出之後，往往直接報廢。註1這種過程就像是一個被設定好的「計劃性過期」。每個個體的有效期限只存在於個人的價值與世界存在之間，是出廠到報廢的消費空檔。註2當全球資本移動的時候，效期也同時隨之消長。

鮑曼（Zygmunt Bauman）形容現代化的社會生產就是一條「人類廢物與廢棄人口的生產線」。為了維護城市表面的光鮮亮麗，廢棄物（人）從下水道傾倒，彷彿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，然而，有多少光彩絢麗的城市景觀，就得有多少廢物處理廠來排泄它的大量廢物（人）。如果，廢棄物的生產線就是架構我們賴以生存的不可見系統，為什麼我們總是忽視它？我們又該如何與它共存？

從心理感知、社會關係、到區域經濟版圖的移動，這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精神結構，決定了我們的未來？如果這個龐大的機制連我們夢想的能力都予以控制的話，我們能不能從反思體制框架的基本預設與中介系統開始，包括技術，意識，疆界，秩序，並重新勾勒出得以讓我們從離魂症中清醒過來的路徑。

技術離魂症

1793年英國派遣大使馬卡爾尼（George Macartney）出使大清帝國，希望與清朝建立通商管道，當時的乾隆皇帝自信滿滿地拒絕道：「天朝物產豐盈，無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以通有無。」當時，使節團原先打算以施放熱氣球的技術，吸引清朝；他們相信只要能讓熱氣球在北京的上空飄浮，全中國就會感受到西方的優越性。註3雖然施放熱氣球的舉動被和珅拒絕了，但是，乾隆皇帝的自我感覺良好，只不過將中國人在技術進步與落後的身分認同中，產生卑屈感的時間往後延遲，卻終究無法阻止，西方核心現代性以技術政體的姿態誘惑著整個東亞的世界。

二十世紀前半，技術與科學不僅被看作是日常生活的萬靈丹，也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價值。科技以神學的姿態出現，「美好進步的未來」就這樣成為駕馭全球的普世信仰。往往，在第三世界國家，技術的追求特別容易以「進步」之名作為有效的號召；對於純粹理性的膜拜，總是表現在官僚技術與科技至上的追求。據研究，技術官僚系統並沒有在歐洲真正實現，反倒是在亞洲，非洲，拉丁美洲，東歐等地實踐在其國家建設之中。註4當前的民主理想社會在工具理性與技術迷思之下，專家知識總以其邏輯有效、經驗客觀，而得以在公領域中優先被採用，成就了專家政治／技術官僚「被組織化的卸責」（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）。

每當我們轉過頭去撿拾那些逐漸消失的技術，我們將瞥見我們的社會如何受到一波波以「創新」之名出場的技術與技術物所迷惑。如此，作為大部份進口技術消費者的我們，戮力以「創新技術」的研發以爭取「國際第一」的身分，即使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核能使用都沒能逃脫這樣的邏輯。而所謂「新」的定義，其參照點，正是、也僅僅是，以技術「先進」國家的技術輸出作為唯一的座標。

把科技研發與創新當作是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的不二法門，合理化了科學、技術、資金鐵三角的勢力。這種未來主義正如保羅‧大衛（Paul David）所指出的：「全心投入於未來是一種可以理解的趨向，它抓到了大多數人類想戲劇性的改善自身所處物質環境的期望，而毋須盤算有目標地重新分配現有財富所會激起的公開衝突。它〔全心投入與未來〕可能是現代工業民主國家長期以來的功能性反應，試圖導引社會能量遠遠離開重新分配的鬥爭，而將之導向合作征服科學。〔無窮的邊疆〕」註5

技術以及技術理性的概念，作為中介的系統，如此地隱藏了技術與技術物的政治性，遺留下失衡而失控的科技與社會文化大分裂的局面。

拉圖（Bruno Latour）在「我們從未現代過」（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）中以「憲法」中司法與行政分立的作法，比喻現代性：分立各個不同部門，雖然可以規範不同部門的制度性互動，但是卻同時將彼此不可避免的交互往來予以地下化，反而是將例如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這種兩相交纏的關係，排除在公領域可見與可討論的視域之外。註6而這股地下憲法的力量，卻遠比地上憲法的力量還要巨大。

1970年代的「適當科技」運動，曾經主張發明適合人需要的「物」，而不是人為「物」服務。然而如今這種物我分立的概念，也已不足以應付當前，技術物自然化的現象。選擇一台智慧型手機，已經成了孩童社會化的開端；技術物在上一個世代的社會選擇，成了下一個世代孩童社會化的起點；社會力量相互角力的選擇過程，到了下一個世代也就煙消雲散，了無痕跡。註7這就是技術物自然化的過程。進一步地，技術物無所不在的世界裡，物我窘困的混同了，我們使用的技術以及技術物本身，終究竄改了現實的意義，殲滅了主體核心。與此交疊的是，技術物所帶來的文化身分的主要間距，也不再只是存在於強勢西方與落後的東方，而是不同區域內，已經內化了的精神結構與它所形成的價值位階。

技術，滿足了人類預期的特定結果，但技術的發展卻不是一個意料中可預估的前景。技術的不確定性與它造就的無意識結果，溫納（Langdon Winner）將命名為技術離魂症（Technological Somnambulism）。技術，愈來愈像是一種自主失控的力量，它不再以具體的特定之物，向我們展開，而是鑲嵌在更大的系統，以幾乎不可見的巨型煙幕，熏陶著我們生活的總體。

摩登進步的誘惑、陷阱與重生

1900年日本人曾經在台北的「淡水館」（今天現今長沙街一段，原為清代「登瀛書院」）放映盧米埃兄弟（Lumière Brothers）的「工人離開工廠」（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）影片，真不知當時的日文辯士松浦章三，是怎樣對台灣的民眾解釋「工廠」？台灣的民眾又可能如何以其經驗來誤讀「工人離開工廠」影片中最早被展示的人類動態影像，但同時也是最早被動態影像展示的集體勞動力？

在那短短一分鐘的影片當中，「工人離開工廠」，可能正夾帶著對摩登世界的美好想像，映入台灣觀眾的眼簾，當然，還有一台神秘的暗箱播放器，散發技術眩暈所需要的基本元素：幻象。事實上，1900年台灣並非毫無工廠經驗，遠在雲嘉地區的糖廠正逐漸成立，確立台灣作為殖民者日本的物資供應者。等到1940年「南進台灣」的影像終於在日本發行，那一部從基隆到台東，繞境台灣一圈的攝影機，不僅把台灣「看成」可以提供日本多種所需資源的豐富小島，也把它「武裝」成日本大東亞帝國計劃「南進」的最前線。同樣讓人聯想到盧米埃兄弟的是，「南進台灣」開場的畫面，一部可以用來證明台灣現代化歷程的火車，以奔馳的速度向觀眾的方向疾駛而來，這與人類最早動態影像之一的「火車進站」畫面，異曲同工地放送著象徵進步的引擎。

藝術家陳界仁曾說，要談我們的電影從哪裡開始，既不是從電影被引入台灣開始談起，也不是從台灣開始有電影的製作開始，而是應該從日據時代向觀眾解說默片的辯士，如何以地方的語言與文化，詮釋甚至扭曲影片內容開始。辯士除了是一位劇情的解說員，翻譯者，他同時也在過程中以觀眾熟悉的俚語與地方語言，介入，干擾殖民者所單向派發出來的強勢影像文化。因而，我們相信我們的現代性，應該從覺醒的那個時刻開始—也就是覺察到強勢文化排山倒海的撲來，以微型的甚至是不連貫的方式去抗拒—開始。

咄咄逼人的進步論作為一種高級的迷信，使深陷在全球化進步神祕主義網絡之中的我們，急需重新選擇一個得以重新協定我們與世界關係的方案。這既不是要將自己封閉在角落的位置，也不是在現有的全球經濟動態原則中急起直追；如果既有的技術進步論已經危及我們的生存，那麼我們能不能展開那些被現代性論述所遮蔽的另類進步論，重新啟動一個描繪世界地圖的知識系統與框架；如果專家技術無可避免是架構現行社會文化關係的基礎，那麼有沒有一個不迴避政治性與地方性的專家技術模型，足以鬆動被「經濟最優先」、「貨幣最大化」所綁架的生存運作系統，重新捲入那些被排除了的現代之對立面，再次聯合起被原子化的個人。而這將不只是一種對我們被綁架了的生存狀態，所進行的一次性的反省，而是對它永遠地保持戒慎與恐懼。